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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六点半，公司走廊的感应灯还没全亮，第一个到的是负责工艺的老周，他的手沾着昨晚调试灯箱的淡灰印子，指尖在样品墙的电源键上按了两秒，暖光依次亮起——那面挂了五年的文化墙打样样板，是他每天必查的第一站。
九点整的对稿室，三张比色卡摊在桌上，客户代表指着刚打印的色稿皱眉：“这抹蓝跟咱们场地的底色差了两度？”坐对面的设计组长推了推眼镜，翻出存了三个月的色卡档案：“您看，这是去年给本地单位做文化墙时留的同批次色号，当时代采的油墨供应商是跟我们磨了半年才定下的，色调稳，不会随季节变。”旁边的设计助理补了句：“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版文化墙的色卡都要存三年，怕以后补料找不到一致的。”
下午两点，打样间的通风橱开着，切割台的木屑味混着油墨香。老周正拿着刚裁好的文化墙底板，跟标准比色卡贴在专用灯箱下比对，每一寸都要对齐，差0.1毫米都要重新切。他说：“设计定稿后我们不走自有生产线，而是走代采，货到付款，就是怕自家设备的精度赶不上供应商的专业机器，毕竟要给客户拿在手上的质感不一样。”
学徒递来另一张比色卡，是三年前的库存，跟现在的油墨色号比对，分毫不差。老周又拿起覆膜机的调试记录，每一条参数都标着当天的时间：“覆膜的张力要控制在12牛，不然边角容易翘，这是做了二十年文化墙攒的死规矩。”
傍晚六点，公司大门的玻璃门被推开，是之前定文化墙的客户，手里攥着刚打印的验收单。老周把装在定制缓冲箱里的文化墙成品递过去，客户摸了摸表面的哑膜，又看了看边角的倒角：“跟我之前在外地看的不一样，这细节够实。”老周笑着说：“我们累计服务七千多家客户，回头客的要求就是——拿在手上的东西，不能比样稿差。”
八点半，公司只剩老周一个人，他把样品室的灯挨个关掉，锁上样品室的门，走到前台时顺手把今天的色卡档案放进档案柜——那是他守了二十年的习惯，每一张文化墙的色卡都要归档，怕以后有客户要补做，找不到匹配的料。走廊的感应灯灭了，只有他手里的手电筒亮着，照在他沾着灰印的手背上。